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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9年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及存在的问题 | 研究

唐苏 爱德传一基金 2021-10-10

- 有思想的行动者在这里相遇 -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是社会深层的变迁,能够深远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与转型。在充满复杂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时代,对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及其存在的问题形成较为客观的理解,是积极参与挑战与不确定性应对、助力推动社会向好发展的前提之一。


本文是对《我国2008-2019年间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一文的摘编,简要介绍了该文作者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情况,对过去10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变化、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可能影响的分析。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获取《我国2008-2019年间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全文。



我国2008-2019年间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

摘编自《我国2008-2019年间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作者是李培林、崔岩)。



今天通过“文化纵横”微信公众号(ID:whzh_21bcr)读到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的一篇社会学文章,题目是《我国2008-2019年间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崔岩。这篇文章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情况,分析了过去10年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及这些变化和趋势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可能影响。


这篇文章全文近万字,分为“我国近十余年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对工作和就业的影响”“职业阶层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收入阶层结构变化对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和消费的影响”和“结论和讨论:积极应对社会阶层变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四个主要部分。以下为各部分内容摘编,以供参考。


- 01-

我国近十余年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对工作和就业的影响


在“我国近十余年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对工作和就业的影响”这部分中,作者指出,回顾2008年-2019年我国职业阶层结构的变化可以发现三个突出特点:


(1)工人(包括工业工人和服务人员)的数量和比例持续增加,从36.5%提高到40.2%,但其间增长的速度和幅度已大为减弱;(2)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新中产阶层和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的老中产阶层比例都在快速提升,前者从6.2%上升到11.1%,后者从0.3%上升到1.0%;(3)在互联网催生网络直播、网店经营、网约车等一大批新型网络工作岗位的背景下,我国自由职业者比例增长最为巨大,从0.1%猛增到5.6%。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民的数量和比例仍然很大。作者指出,如果把表1中的农民和工业工人(蓝领)之外的从业人员全部划归服务业从业人员(白领),可以得出我国白领人数比例在2019年已达55.7%,而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发达国家的农民比例都已经下降到5%以下,但是,2019年我国农民还占30%左右,而如果把农民的年龄延长到69岁,这一比例将进一步增加到38%。


作者指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中,所调查的农民从业者有相当大的比例是超过60岁的农民。这些人如果在城市已经属于非就业的退休人员,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退休,也不可能完全靠微薄的农村基本养老金生活。从这个角度说,我国解决城乡差距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2 -

职业阶层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在“职业阶层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部分中,作者指出,就职业阶层结构而言,我国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势头逐渐减弱,2018年农民工总人数的增长率只有0.6%,仅增长180多万人,这意味着靠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劳动生产率已经难以为继,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低成本劳动时代的结束和人口红利的消减。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的势头在增强,而在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这一趋势使得中国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近十年呈下行趋势,从2007年的13.7%下降到2018年的6.7%。


作者在分析了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降低的趋势和原因后总结到,“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供给的比较优势支撑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这种人口红利正在快速减弱,未来的新人口红利,将更多依赖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特别是受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的提高。”此外,“我国经济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过早的‘去工业化’需要引起警惕。”


- 03 -

收入阶层结构变化对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和消费的影响


在“收入阶层结构变化对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和消费的影响”这部分中,作者着眼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变化情况,并指出中等收入群体未来的规模、发展态势和消费潜力,在某种意义决定了我国持续发展的韧性,也对世界消费市场的扩大具有极大影响。


那么,当前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在规模上究竟有多大?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作者先澄清了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


所谓“绝对标准”是指采用收入或支出等客观指标,通过界定一定的收入水平或消费支出水平,来界定中等收入群体;国际上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差别比较大,根据不同标准估算能够得到不同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者在文中举出了几个不同的国内外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绝对标准,其中提到,我国国家统计局也提出了一个绝对标准,即把家庭年收入在10万到50万之间的群体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如果按此标准测算,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占总人口的28%,约4亿人。


作者指出,相对于绝对标准,在国际比较中学术界更倾向于使用相对标准,即以中位数收入为中心,通过设定上下浮动的一定比例,对中等收入群体边界的上下限进行界定。最通常的做法是,把全国居民收入中位数的75%至200%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但这样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受收入差距的影响很大,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收入差距不能缩小,那尽管其居民收入普遍不断提高,其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比例也可能不仅不扩大,反而会缩小。如果按照这一做法,近10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则一直维持在40%左右。



作者指出,按照联合国的数据,2015年中国人均GDP是8033美元,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62;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俄罗斯、巴西等国的社会学家合作的一项研究中,基于2015年中国、俄罗斯、巴西等三国的全国社会调查数据,中国的低收入群体高出俄罗斯和巴西不少,特别是贫困人群高出俄罗斯十几个百分点,巴西近十个百分点。


作者分析,造成中国低收入群体比例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农民比例远高于俄罗斯和巴西——到2015年,中国还有约30%的农民,而俄罗斯农业就业比例为6.7%,巴西农业就业比例为10.2%;而且,中国农民大多数是耕作面积不大的小农,属于低收入群体。作者指出,中国发展到人均GDP一万美元阶段后,还有那么多属于低收入群体的农民,城乡发展差距还那么大,这是中国发展的最大软肋,是越来越依赖于国内消费需求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制约和不利因素。



作者指出,近十几年来(2006—2019),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的均值和中位值以及中等收入群体的均值和中位值,都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这是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加大,这种上升的速度已经放缓。也就是说,在未来我国的发展中,必须高度重视持续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特别是要防止青年人对未来的预期发生逆转。



- 04 -

结论和讨论:积极应对社会阶层变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


基于前述分析,在“结论和讨论:积极应对社会阶层变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这一部分中,作者围绕工作就业方式、劳动生产率和中等收入群体等问题作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1)在现代化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数量庞大,收入普遍较低,始终是影响我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软肋。对此,作者建议,从未来的发展来看,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管理体制、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住宅制度、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等一系列改革,从减少农民人手,提高农民收入,并进一步改善农民生活和乡村面貌。


(2)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特别是随着服务业净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从2015年开始超过50%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9年开始超过60%,社会阶层结构和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白领(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大幅度增加,并大大超过了蓝领(工业从业人员),这本来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在工业化后期的必然阶段,但从我国的阶段性特征看,这种快速变化应引起我们的警惕,例如其所带来的整个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下行。对此,作者建议,要警惕和防止过早“去工业化”。


(3)随着我国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局面的出现,扩大消费对我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然而,研究发现我国我国家庭消费存在着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现象。对此,作者建议,要重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同时必须保持收入差距缩小的发展态势,警惕和遏制收入差距扩大反弹。作者认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缩小和平均生活水平的下降,特别是青年对未来的社会预期充满焦虑,是反全球化、反建制、反精英的新民粹主义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出现的一个深层社会原因,在我国也需要警惕。


(4)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以自由职业者快速增加为标志的“新型零工”就业方式也在蓬勃发展;这种就业方式过去只是一种边缘性的补充,但现在已经开始走上前台,并预示着某种未来的发展趋势。对此,作者建议,应鼓励、扩大和规范“新型零工经济”,并称从越来越多身边的人和身边的事中已经可以认识到,“新型零工”将会对我国未来就业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也会对在新形势下扩大就业具有积极的意义。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是社会深层的变迁,能够深远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与转型。在充满复杂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时代,对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及其存在的问题形成较为客观的理解,是积极参与挑战与不确定性应对、助力推动社会向好发展的前提之一。


以上只是对《我国2008-2019年间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一文的摘编,省略了许多重要的数据和分析,难免挂一漏万,故而强烈推荐“阅读原文”。END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CS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5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目的是通过对全国公众的劳动就业、家庭及社会生活、社会态度等方面的长期纵贯调查,来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翔实而科学的基础信息。


该调查是双年度的纵贯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区域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了151个区市县,604个村/居委会,每次调查访问7000到10000余个家庭。此调查有助于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其研究结果可推论全国年满18-69周岁的住户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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